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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明日报:从北京中轴线看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

时间:2023-09-05 来源:光明日报 点击数: 字号:[ ]


作者:张勃《光明日报》                          (2023年9月3日12版)

【守望家园】

现存北京中轴线,肇始于元大都,历经700余年,由宫殿坛庙、御道街市、城门城楼、山水桥梁、报时建筑、纪念碑、纪念堂、广场等一系列古代皇家建筑、城市管理设施、居中道路,以及公共建筑和公共空间共同构成,包括永定门、永定门御道遗存、天桥南大街、前门大街、正阳门及箭楼、毛主席纪念堂、人民英雄纪念碑、天安门广场、外金水桥、天安门、端门、故宫、景山、地安门内大街、万宁桥、鼓楼及钟楼,以及先农坛、天坛、社稷坛、太庙等诸多文化遗产,不仅源远流长,而且历久弥新,承载着中华民族的宇宙观、价值观、理想诉求,是中华文明五大突出特性的典型例证。

突出的连续性:源远流长的北京中轴线

所谓连续性,就是文明生生不息、绵延存续的特性。中华文明源远流长,是唯一没有断流的文明,具有突出的连续性,也是中华文明区别于其他文明的根本特性。

北京中轴线之所以能够成为中华文明突出连续性的典型例证,既因为它今天的形态层累了元代以来各个历史时期的文化造物,也因为它所承载的都城规划设计理念、宇宙观、价值观、理想诉求可以追溯到数千年前,且这些都未因王朝更迭、政权易代而中断。

北京中轴线虽然肇始于元代,但作为中国古老都城规划设计思想在北京实践的“无比杰作”,却有着更为悠久的渊源。都城以中轴线进行规划设计的理念,从隋唐长安到北宋汴梁、金中都、元大都、明清北京一直没有中断,而且今天仍在持续。《北京城市总体规划(2016年—2035年)》明确提出,将北京中轴线的南北延长线继续向南向北发展,向北延伸至燕山山脉,向南延伸至北京新机场、永定河水系。

北京中轴线承载着传统的“择中立国”原则。所谓“择中立国”,是指选择“天下之中”作为都城。元、明、清均定都北京,都特别强调北京的天下之中地位,以此作为建都的合法性依据。“择中立国”的原则早在西周初年就已开始实践。史载周成王打算将都城迁到洛邑,派人通过测日影的方法找到“地中”所在,并结合当地的自然地理条件和社会人文基础确定都城。周公之后,“择中立国”成为历朝政权营建都城遵守的基本原则,正如荀子所说:“王者必居天下之中,礼也。”

突出的创新性:与时偕行的北京中轴线

所谓创新性,就是文明在存续过程中不断有新的创造,从而不断演进发展的特性。中华文明历久弥新、持续发展,具有突出的创新性。“新”是中华文明中十分重要的概念,从“周虽旧邦,其命维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到“富有之谓大业,日新之谓盛德”等,都强调“新”的意义和价值。北京中轴线则以其自身的变化发展,成为中华文明与时偕行、历久弥新的典型例证。

我国都城中轴线自产生之后,就处于不断变化当中。有学者提出,城市中轴线在其发展过程中,经历了由两段式向三段式空间布局的变化,其中北宋汴梁为城市中轴线三段式空间布局开辟了道路,影响了金中都中轴线的布局,预示了元大都中轴线三段式空间布局的形成。可以说,北京中轴线处于我国都城中轴线发展进程的后半段,是都城中轴线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本身就包含着新的元素。而自其出现之后,自元朝起,一直到当下,仍然处于演进之中。

具体言之,元大都比之前任何一个朝代的都城,都更接近《周礼·考工记》描述的理想都城模式,而它的中轴线也更加规整,尤其将用于计时、报时的钟鼓楼置于大都中轴线的北边,突显通过统一时间“以齐七政”的含义,宣示国家的一统天下、秩序井然,更具有创新意义。

明北京中轴线与元大都中轴线重合,但在建设和布局上也有创新之处。比如在建筑命名上,许多沿中轴线对称分布的建筑,命名径直使用左右、东西、文武这些对称性很强的语词,使“左右对称、中轴突出”的格局进一步彰显,如东华门与西华门、文华殿与武英殿等。

新中国成立后,改建天安门广场,树立起高大的人民英雄纪念碑,建设起庄严的国家博物馆、人民大会堂和毛主席纪念堂,将帝制王朝的封闭空间改建成人民共和国纪念人民英雄和开国元勋、体现人民当家做主、享受美好生活的公共场所,是与时偕行的巨大创新。而之后在北京中轴线南北延长线上建设鸟巢、水立方、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国家会议中心、大兴机场等大型建筑,体现了北京中轴线仍在不断创新发展之中。

突出的统一性:多元一体的北京中轴线

所谓统一性,就是指文明在存续过程中,部分不断融合成整体,分歧逐渐归于一致的特性。中华文明融多元文化于一体,具有突出的统一性。早在距今5000年前后,中华大地各区域的史前文化就与周邻地区发生密切的联系,形成了一些共同的文化因素;这种互相学习、互相融合,持续不断地进行了几千年,最终推动了大一统国家的形成。公元前221年,秦始皇建立起中央集权制的帝制国家并实施一系列政策,统一度量衡,“书同文,车同轨”,形成了前所未有的大一统政治局面。之后,虽然有分有合,但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不断发展和巩固是大势所趋。无论建立政权的是哪个民族,都把国家的大一统作为自己的政治理想,都通过对儒家文化的尊崇表达自己政权的正统性。“尚一统、求大同”的理念诉求和政治实践,持续强化着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和认同感,铸就了中华文明突出的统一性。

自西周初年成为诸侯国都城以来,北京曾多次作为不同政权的政治中心:契丹人的辽南京,女真人的金中都,蒙古人的元大都,汉人和满人建立的明、清大一统王朝的都城。多个民族在这里建立政权,一方面,不同民族的文化在这里交流交汇交融;另一方面,这些民族又都崇尚华夏礼乐文明。北京中轴线作为礼制的一部分、中华文明的载体和象征,其形成和代代延续本身,就是统一性的最好表征。

突出的包容性:丰富多彩的北京中轴线

所谓包容性,就是秉持兼收并蓄、有容乃大的开放心态,不断促进文化交流互鉴的特性。中华文明不断丰富、多姿多彩,具有突出的包容性。“有忍,其乃有济;有容,德乃大。”“以大度兼容,则万物兼济。”这些古语所表述的都是包容的意义和价值。

北京中轴线在统一性中体现着包容性和多样性。毋庸置疑,北京中轴线的形成是儒家思想的产物,体现着儒家崇尚的礼乐文明,比如天坛供奉昊天上帝及与天有关的日、月、星辰和云、雨、风、雷诸神;先农坛供奉先农,五岳、五镇、四海、四渎及天下名山大川、京畿名山大川之祇,以及太岁神等;太庙供奉皇帝的祖先及宗室和有功的大臣,社稷坛供奉社稷之神……这些都是儒家礼制的正祀。

然而,这并非北京中轴线上的全部信仰,中轴线上还有丰富的佛教文化元素,比如紫禁城慈宁宫就是皇宫中供奉佛像的重要场所。明清时期,中轴线上还修建了不少道教建筑,如紫禁城内的钦安殿、天穹宝殿和位于紫禁城西北方的大高玄殿。清朝建都北京后,还建立了祭拜萨满诸神的场所。

北京中轴线上多种宗教文化的和谐共处,正是其包容性的鲜明表现,也是反映中华文明突出包容性的一个典型。

突出的和平性:以和为贵的北京中轴线

所谓和平性,就是以和为贵、坚持公平,不断促进人与自然、人与他者、人与自我之间关系和谐的特性。中华文明追求“天地位焉,万物育焉”,井然有序,共生共荣,具有突出的和平性。中华民族历来崇尚“和”,早在《尚书》中,就有对“和”的深刻思考;西周末年,史伯又提出“和实生物,同则不继”的命题。《礼记·中庸》将“和”视为“天下之达道”。经过长期发展,“和”的内涵越来越丰富,日益成为中华民族的主导精神。

北京中轴线十分鲜明地体现了中华文明的和平性。比如中轴线上的紫禁城三大殿,是封建国家最高统治者处理政事、举行盛典的场所,均以“和”字命名,清晰地反映了对“和”的追求。又如,中轴线上和两侧分布着天坛、先农坛、社稷坛、太庙等国家礼仪建筑,承载着中华民族的礼乐文明。“乐者,天地之和也。礼者,天地之序也。”而祭祀礼仪中的乐章,就多以“和”“平”命名。如明朝嘉靖十年的祈谷乐章包括中和、肃和、咸和、寿和、景和、永和、凝和、清和与太和之曲;清乾隆十一年圜丘九章包括始平、景平、咸平、寿平、嘉平、永平、熙平、清平、太平之曲。

综上可见,北京中轴线是中华文明五大突出特性的典型例证。不仅如此,北京中轴线也能够为理解五大突出特性之间的关系提供说明。中华文明五大突出特性并非孤立存在,而是彼此之间存在着十分密切的联系,比如中华文明突出持续性的形成,就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归因为其他四个特性,正是创新性、包容性的不断赋能,统一性、和平性提供了保障,才使中华文明得以源远流长,生生不息。北京中轴线作为都城中轴线规划思想在北京实践的产物,它的代代传衍、持续不断,也有赖于其自身鲜明的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与和平性。

(作者:张勃,系北京联合大学北京学研究所研究员)

文章来源:光明日报

文章链接:https://epaper.gmw.cn/gmrb/html/2023-09/03/nw.D110000gmrb_20230903_1-12.htm



(文:张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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