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联合大学己走过了近30年的路程，我作为开创时期的老联大人，回顾往事，激情澎湃；展望未来，豪情无限。30年的艰苦奋斗，30年的酸甜苦辣。三十年来，经过全体联大人的共同努力，联大这个响亮的名字在首都传遍四面八方，联大的良好形象在众多学子心中牢固地树立起来了。为了弘扬联大的光荣传统，我以联大成长见证人的身份，写出30年征程中的点滴往事。 
    联大的前身是大学分校。1979年我应聘到北师大一分校中文系教师职位。在约定好的一天下午，我来到朝阳区东大桥的一分校中文系办公地点参加应聘考试，试题是分析曹禺剧作《雷雨》中的主要人物周朴园和繁漪两个形象。 
    考后三天，成绩公布了，我得了86分，据说是参加应聘考试的最高分数。学校通知我去报到，从此我正式成为北师大一分校一名在编教师。北师大有两个分校，一分校为文科，设有中文、历史、政教三个系，其中中文系学生最多，共有四百名学生。二分校为理科。

    艰苦创业

    当时学校的条件非常艰苦，全校只有一幢仅两千平米的三层教学楼，每个学生平均为2.62平米。光教室还不够用，办公室、图书馆、食堂全是在操场边缘临时搭建的木板房。春秋季刮风时，办公桌上就会有厚厚一层沙尘；夏天漏雨，用脸盆临时接水；冬天靠升煤球炉子取暖，由于四面透风，室内寒气袭人，非常容易感冒。 
    办学条件虽差，但是从学校领导到普通师生的精神面貌都很好。我们以抗战时期的西南联大和延安抗大为榜样，条件越差，越能激发报效祖国的豪情壮志，更加奋发有为。在困难面前，我们始终保持着积极向上的乐观精神，在一穷二白的图纸上绘出最新最美的图画。 
    当时师大一分校的校长及系主任、教学骨干都是师大本校派来的，具有多年办学经验。我初到师大分校的第一年是教79级的写作课。为了高标准地完成教学任务，我们集体备课，互相听课，召开学生座谈会，主动征求意见，还组织教学观摩课，刻苦钻研业务，充分发挥教研组的作用，互相研讨，取长补短，蔚然成风。那时每个班将近40人，每学期做8次大作文，批改的任务很繁重，但我们坚持精批细改，有时还采取面批的形式，当面分析优缺点。每次发作文都有讲评，学生从写作课中获益匪浅，为以后工作中需要的书面表达能力打下了坚实的基础。793班严力强同学当时是写作课的课代表，他写的一篇《我的奶奶》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内容是写他在内蒙插队前夕，他的奶奶在昏黄的灯光下戴着老花镜给他补袜子的情景。文中寄寓了唐代孟郊《游子吟》中“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的深情，道出了“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报答亲人关爱的无尽感激。严力强后来到北京日报报业集团任副总编，写出不少有影响的新闻报道。  
    从1981年暑假后，我开始承担现代文学史的教学工作。我们一方面上课，一方面利用一切机会参加社会上的有关学术研究活动，例如1981年北京举行的纪念鲁迅逝世100周年学术研讨会，我到北京大学旁听由王瑶、严家炎、钱理群、赵园等学者主讲的现代文学专题讲座。我们不但请现代文学研究专家到校作报告，指导学生如何从事学术研究活动，还访问了老舍夫人胡絜青老师及其长女舒济和儿子舒乙，开设了鲁迅、老舍专题系列讲座。总之，那时我们的生活紧张而充实，一切活动都围绕着提高教学质量这个中心而展开。我们充分利用节假日，走出去，请进来，扩大学术视野，夯实专业基础，克服各种困难，为做一名合格的高校教师而不懈努力。 
    那时，大家拧成一股劲，不分职责份内份外，只要是有利于学校建设，就主动挑起重担努力去做。比如给学校采购图书即是一例，由于学校图书馆藏书甚少，满足不了师生借阅的需要，我们中文系几位教师便利用业余时间积极为学校图书馆采购价格低廉的旧书，并淘到不少很有价值的参考书。

    培育英才

    《孟子•尽心》篇中说：“君子有三乐，而王天下不与存焉。父母俱存，兄弟无故，一乐也；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人，二乐也；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三乐也。”的确，作为一名教师，能得到天下优秀的人才而对他们进行教育，确实是人生的一件乐事。 
    分校创办之时，学生都是经过十年文革积沉的精英，他们渴望到大学深造，如大旱之望云霓，一旦实现了这一夙愿，他们便开始在知识的殿堂里如饥似渴地吮吸专业知识，争分夺秒地想把耽误的时间夺取回来。分校都是走读学校，当时师大一分校78、79两届学生，有不少住在远郊区县，他们每天用于乘车的时间，往返要长达三、四个小时。于是他们就利用等车或乘车的时间，背外语单词，或利用卡片记诵专业知识。那时，分校自己的专职教师不多，大部分授课教师都是本校派来的资深教师，有郭预衡、启功、许嘉璐等。在相同教师、相同教材、相同试题的情况下，分校的平均成绩比本校高4分。这说明分校的学生并不差。 
    在师大一分校学生中，优秀者不胜枚举。78级的任公伟生长在一个革命烈士家庭，不仅在思想道德上受到良好熏陶，而且学习成绩也一直十分优异。文革中他曾赴内蒙插队6年，文革结束后，他考入师大一分校中文系，当时他已33岁，是年龄最长的学生之一，不仅已结婚，而且有了一个女儿，但家庭负担没有妨碍他的学业，而是连续三年被评为三好学生，毕业后分配到清华大学分校中文教研室，在联大工作了24年，可以说他把自己的聪明才智、美好年华全部奉献给了联大。 
    因在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讲《论语心得》和《庄子心得》而声名鹊起的于丹是82级中文系的学生。她入学时文科成绩优异，在校学习期间一直是品学兼优的学生，曾担任过写作课课代表、班长的职务。与于丹同班的还有一个学生陈染，上学时就喜欢写诗，学习成绩名列前茅，毕业后一度留校教写作课，后调离成为专业作家，被认为是一位先锋派女性作家。 
    1985年师大分校中文系招收了一个干修班，学生都是在职的工作人员。这个班有50多人，其中就有现任北京作协主席的刘恒（上学时名叫刘冠军）。刘恒的原工作单位是北京市文联，从北京市文联来的还有一名学生叫孟亚辉，通过他们两人的牵线，我们举办了文学讲座，每两到三周一次，先后请到刘绍棠、杨沫、陈建功、李陀等著名作家来校讲课，他们讲得很精彩，受到同学们的欢迎。这些课扩大了学生的视野，丰富了他们的知识，给他们留下终生难忘的印象。 
    88级中文系学生白菊在上学时连年荣获三好学生，还被评为北京市三好学生，受到过江泽民同志的接见，毕业后先分到北京市行政管理学校，后又调到北京二中教语文课。由于出色的教学艺术，曾获得过北京市东城区优秀教师的荣誉称号。 
    中文系学生不光学习好，还很注意德智体美全面发展，每年级都有不少入党积极分子，在学校党组织帮助下实现了入党的愿望；在锻炼身体上也能克服场地不足的困难，自己想方设法进行锻炼。79级三班有位叫洪青波的学生，他家住公主坟，每天骑车到东大桥上课。为了增强体质，他每天都骑一段，推车跑一段。于是在长安街上，每天迎着晨曦，人们经常可以看到这个小伙子推着自行车跑步的形象，成为颇为引人注目的一道风景。他这种锻炼方法还很有效，体质大为增强，学习成绩也不断提高，后来成为作家周洪(集体笔名)中的一员，现任大型文学期刊《当代》的副主编。

    专业调整

    1985年师大一、二分校合并，改名为北京联合大学职业技术师范学院，各系专业方向均向职业技术教育调整，我们从调查中得到信息，文秘工作已成为今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最受欢迎的职业之一，文秘人才是社会紧缺人才，文秘专业的师资需求量很大，而且教育部专业目录中有文秘教育专业，于是我们在主管教学的副院长吉多智和教务处长马万昌的指导帮助下，将原汉语言文学专业调整为文秘教育专业，参考了北京大学、复旦大学、人民大学有关文秘专业课程设置、教学安排等资料制订出教学计划，1991年经上级批准，中文系更名为文秘教育系，我是当时的系主任。当年起开始招生，为了完成专业方向的调整，教师们做出了很大牺牲，付出了相当大的代价：原来熟悉的课程有的被取消（如文学概论），有的课时大幅度精减，而一些文秘系的专业课则要从头学起，边学边教。我们采取提前招考，由设有文秘专业的职高推荐优秀学生，定向培养，这样既解决了职高毕业生升入高校深造的问题，也解决了我们的生源和分配问题，可谓一举两得，达到了双赢的满意结果。 
    至今，文秘教育专业培养了10多届毕业生，这些毕业生充实了北京市中等职业学校文秘专业的师资队伍，他们专业基础知识扎实，动手能力强，懂得教学方法，不少人成为业务骨干，深受用人单位的欢迎。 
    作者简介：诸天寅教授，曾任师范学院中文系、文秘教育系系主任。现为我校教学督导组专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