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文脉，一座城市的“根和魂”。眼下，位于北京城市副中心的路县故城遗址公园正在筹划建设当中，这座遗址中藏着通州的“根和魂”。这寻根的人之一，便是北京市文物研究所副研究馆员孙勐。

说起考古，你的感受是什么呢？辽阔的田野、明媚的阳光、清新的泥土味儿、黝黑的肤色、深不可测的学问、还有各种“黑科技”，有诗，有远方……不错，向大地追问答案，会遇见这些，会需要这些。但是，考古不仅仅需要“诗与远方”的情怀，更多的是面朝黄土、脚踏实地的努力。十八年来，孙勐和北京文物研究所的同仁奔走在山村田野、大山大河之间，用热爱书写收获，用坚持诉说着千年古都北京的历史。

是联大让我把考古当作兴趣

1979年出生的孙勐是个土生土长的北京人，有着北京人自带的那种随和与局气。对家乡北京也有着很深的感情。在回忆当初报考北京联合大学应用文理学院历史文博系的时候，孙勐说：“当时对历史还有考古比较感兴趣，看到联大招生的宣传册内容很丰富，涉及到历史、考古、博物馆等方方面面，尤其是联大主打的北京文化的研究方向，坚定了我报考联大历史文博系的决心。”“当时报考的时候并没有想好未来想要干什么，纯粹是兴趣使然，没想到能把当时的兴趣变成终生的事业。仔细想想，能真正把兴趣当职业，也是一种幸福吧。

谈到在联大的岁月，孙勐有很深的感触，尤其对联大的老师们，十八年过去了依然记忆犹新。“联大的老师对我的影响很大，老师们的用心和负责任深深打动了我，课讲得用心，课后有问题也愿意跟老师去多沟通多交流。”孙勐多次强调了联大老师的用心与负责，他说：“就从毕业找工作来说，这个是很关键的事，对学生的影响也最大。当时所有的老师都会尽全力帮你找各种各样的机会。我今后想走的路就是去干考古，于是学校老师帮忙联系了现在的单位，给我提供了实习的机会。这次实习对我的影响很深。”

真正接触到考古方能领略其中的魅力

为配合三峡工程的建设，在重庆涪陵进行了整整一百天的考古工作，这是孙勐第一次离开北京去外地工作，也是第一次真正接触到考古。和想象中的很不一样，出了校门之后各种不适应接踵而来。首先是气候，习惯了北方气候的孙勐第一次到南方，湿冷的气候、多雨的天气，以及大量蚊虫等等。虽然存在语言交流的障碍，但是当地人的热情，还有浓郁的工作氛围，让短暂感到不适应的孙勐逐渐找到了状态。孙勐说：“当时印象最深的就是在最后终于把分给我的那个探方给挖完了，当时其他老师都是常年干这个，只有我是第一次做，进展很慢很慢，别人都干完了，我很久才干完。”这次实习真正让孙勐对田野考古有了一个从头到尾的体验，也为日后进入北京市文物研究所工作打下了一个良好的基础。

田野考古听起来带有几分浪漫色彩，实则颇为艰苦。一旦开工，无论周末还是节假日都不能停工。他和他的团队经常放弃休息时间，坚守在考古工地上，面朝黄土背朝天。晴天一身土，雨天一身泥，是孙勐等考古人日常生活和工作的真实写照。孙勐说：“在刚到北京市文物研究所的时候，确实有不少的不适应，这跟学校是两种不一样的状态。在学校的时候比较放松，来到单位以后，要配合单位的工作目标和中心任务，经常到田野中去发掘，地方比较远也比较偏，不能回家是经常的事。工作和居住条件也无法和学校及家里相比，心理落差一开始会比较大。但这都是需要逐步适应、慢慢调节的。而且一旦你干了这个工作，就必须得去适应环境，克服困难，要不然就不做，要做就要按要求来，就要做好。”

说起考古这个职业，在大多数人眼里可能是充满了浪漫与惊喜。的确，在泥土中探寻历史的踪迹是一种浪漫，有时也充满了惊喜，但是在背后也有大家看不到的艰辛。为了保护地下的文化遗产，考古队员们都是常年奋战在田野考古第一线，没有闲暇去欣赏春暖花开的美景，却要日日承受酷暑骄阳的洗练。他们把青春献给了文化遗产事业，把汗水洒向这片深爱的土地，但是对于深爱的家人，他们的心里往往存在很多遗憾。在谈到家庭的时候，孙勐眼里也是充满了愧疚。孙勐说家里也是很支持他的工作，由于特殊的工作性质，自己家务活干得少，只好让家人干得多一些，家人都是需要沟通和陪伴的，自己在这方面确实有些不足。好在家里对此也很宽容和理解，自己在闲暇之余也尽可能去弥补。

孙勐对于每一个带过自己的老师都记忆犹新。“在实习的时候，当时袁进京老师手把手带我，教我怎样挖探方，到了北京市文物研究所以后是王鑫和王策两位老师带我，他们会告诉我这个工作怎么去做，这坚定了我干考古的决心。他们还在精神上给予我很大的支持和鼓舞，看我知识储备不够，会提供很多学习资料并告诉我要怎么去学习。我们在工地吃住生活都在一起，我再生活上还受到了很多照顾。工作中一边干一边教我，哪里哪里做得不好，都会讲清楚。”

在几位老师的悉心指导下，刚进所工作的孙勐在短时间内业务水平提高了很多，不论是发掘技术层面还是考古研究方面都有了明显的提升，这在不久之后的琉璃河西周燕国墓葬考古工作当中就显现出来，当时孙勐在老师的指导之下第一次发掘到西周时期的青铜爵。孙勐说：“当时特别兴奋和激动，之前都是在博物馆里，在书上的图片里才能见到，第一次发掘出来捧在手里的感觉就是很不一样。在这个时刻我感到了浓厚的历史文化气息，仿佛像是在和几千年前的古人对话，这种感觉是从来没有过的。”

在工作中享受，有苦有累有收获

在孙勐的考古经历当中，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张治强老师领队的配合南水北调中线北京段考古工作，2000年开始，从最初的调查、勘探到最终确定在房山南郑村发掘以及最后的整理资料，这是孙勐第一次完完整整参与的工作，将近两年的工期、繁琐的工作流程、工作中的无数个细节，让孙勐得到了很大的历练，专业技能提高了很多，实实在在收获了不少的经验和知识。孙勐说：“那时候白天基本都没有休息过，两年多的时间也一直都在考古现场，包括当时女朋友和我都是在工地见的面，但我的状态是十分亢奋的。不仅是我，整个团队的工作热情都很高涨。这种状态持续了两年，工作氛围是很难得的，以后也再没有过这样的感觉。”

除此以外，孙勐还先后参加了北京奥运场馆、北京城市副中心建设等重大项目的基建考古工作。先后参加了圆明园、香山静宜园、琉璃河西周燕国墓葬、房山金代皇家陵寝等大遗址的发掘，为首都的大遗址保护、展示和利用贡献了力量。

“路县故城遗址意义重大，我只是做了自己该做的”

2016年，为做好北京城市副中心的考古工作，北京市文物研究所选派孙勐作为路县故城遗址考古项目负责人。此后五个月内，孙勐带队对近80万平方米的区域进行了全面考古调查、勘探和发掘。孙勐以城墙夯土为切入点，确定了城墙、城壕以及城址的基本范围和年代。路县故城城址的及时发掘，文物价值、历史内涵的准确判断，为城址的全面保护、遗址公园的建设提供了科学依据，也为城市副中心建设中文化传承、文脉延续做出了贡献。

路县故城遗址的确立首先对通州区意义非凡。以往大家对于通州历史的印象往往只限于其运河文化，而对京杭大运河以前的通州历史关注和了解较少。遗址的确立使人们对通州有更全面更深入的了解。通州从很早的时候就有着交通、地理方面的作用，历来为京东交通要道和漕运、仓储重地。万国朝拜、四方贡献、商贾行旅、水陆进京必经此地，促进了通州经济的繁荣和兴旺。对于北京地区而言，汉代本来就是其发展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时期，但是目前保存较好的，有考古价值的汉代遗址并不多。孙勐老师说：“北京能做汉代考古的地方不多，提起汉代北京，人们想到的多是大葆台汉墓和老山汉墓，这两个可能是最有名的。再提其他，大家就想不到还有什么。北京在战国秦汉时期其实有不少城址，但目前保存比较完整还能做工作的也就是路城故县遗址了。”

路县故城遗址除发现大量汉代遗物外，还发现少量战国燕文化的遗物，孙勐对此解释说:“这座城址目前看来是西汉早期修建的，但少量战国晚期燕文化遗物的发现也给我们提了个醒儿，是不是这个城址的年代可能会早到战国时期？但是通过城址本体和内部的发掘，战国时期的遗物很少，包括在城外也没有明确的战国时期地层。我们接下来的工作就是尽可能来找这方面的证据，看看城址的建立年代有没有可能会到战国晚期。”

对于城墙夯土的切入点，孙勐也做出了阐释：“这个切入点也并不是我个人提出来的，是所里的同志们一起商讨的结果。依据我国古代城市建设的基本特点，城墙与城壕共同构成了古代城市的主要防御体系。因为时间紧任务重，找城墙无疑是最快最有效的方法。只要能找到城墙夯土并在空间上可以连上，那么基本上就算找到城址了。”2016年已经探明北墙基址长约606米、南墙基址约575米、东墙基址约589米，西墙基址约555米，四面墙址基本可以闭合。城址平面近似方形，总面积约35万平方米。

与城郊型、农村型、荒野型遗址相比，城市型遗址的保护面临着更为严峻和复杂的形势，要受到来自现状和规划的双重挑战，因此保护难度相当大。孙勐说最大的问题就是时间问题，这也是他第一次对大遗址进行发掘工作。之前对大遗址的调查研究比较少，认知和方法都和以往墓葬的发掘很不一样。大遗址并不像墓葬那么单一，遗址中所包含的内容也很复杂，现代人在城址范围内居住和生产生活等活动会对城址造成破坏。再就是施工现场环境差，由于拆迁，建筑垃圾很多，对考古工作的开展造成了很大的困扰。

北京市文物研究所对此项目高度重视，单位保障到位，一切吃穿用住的需求尽最大可能满足。除此之外还合理配备人员，单位找来全国最好的钻探、发掘技工配合这次任务。孙勐感慨地说：“考古工作不是一个人的事，是大家齐心协力，心往一处使才能做好。”

2017年4月，通州路县故城遗址荣获“2016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这项殊荣也是在孙勐意料之外的。孙勐很坦诚地说：“这就是单位交给我的重要任务，当时就想着怎么去做好，没想过其他的。路县故城遗址意义重大，我只是做了自己该做的。包括后来获得‘2018北京榜样’提名奖，心态肯定会有所变化，但这种变化不光是喜悦和满足，更重要的是一种鞭策和鼓励。

“作为胡同里长大的土生土长的北京人，对于北京的感情肯定更不一样，我们从事考古发掘工作，最主要的方面实就是对北京地下文物的保护，在北京蓬勃的基本建设中，我们只有靠双手发掘来尽可能保护北京的地下文物，这也算是尽最大努力解决北京现代城市建设和古代地下文物保护之间的矛盾吧。”孙勐如是说。

北京通州汉代路县故城遗址入选“2016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新闻照片

知行合一，重在田野是每一位考古人都应该做到的

在坚持野外考古的同时，孙勐还加班加点进行考古科研工作，重视对考古发掘材料的研究并及时发表。他先后发表《南水北调北京段考古报告》《鲁谷金代吕氏家族墓葬发掘报告》等发掘报告，参与编写的《盛世调吉水 古都遗博珍：南水北调中线一期工程北京段出土文物》获市南水北调工程优秀成果奖二等奖，专著《北京考古史·元代卷》荣获北京市第十三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一等奖。此外，孙勐还撰写并发表了二十余篇论文。

当谈及参加工作十八年依然奋战在考古工作的第一线时，孙勐说：“首先就单位性质来说，就是考古，这是我们必须要做的。考古最根本、最基础、最重要的就是在田野发掘，没有田野发掘，考古研究的一切都会很模糊，所以田野发掘是我们所有工作的前提。”在孙勐看来，考古人应该坚持田野发掘，培养自己吃苦耐劳、团结协作的能力。再就是要根据自己的发掘工作尽可能进行一些相关的研究。孙勐认为，考古人的历史知识储备一定要在线，他特别提到习总书记提倡的“学史明理,学史增信,学史崇德,学史力行”。

对于母校北京联合大学应用文理学院，孙勐也有很多感触，作为一个过来人，他对同学们寄予了很多希望。“希望咱们同学要多看书，除了自己本专业的书以外，什么书都应该多看一看，多学习专业知识，老师们讲的内容都是很有用的。再有就是注重在田野当中的实践，这也是考古行业特殊性所在。”孙勐说。

编者按

孙勐，男，1979年12月出生，北京文物研究所副研究馆员。中共党员，从事考古工作18年，专业技术骨干。

1998-2002年在北京联合大学应用文理学院历史文博系学习。毕业后进入北京市文物研究所，并于同年参加的长江三峡水库涪陵段考古工作。

曾先后参加过琉璃河西周燕国墓地、金代皇家陵寝、圆明园、香山、奥运场馆、南水北调北京段、石景山金代吕氏家族墓、玲珑巷宦官墓葬群等的考古发掘。

2016年开始负责通州区路县故城遗址考古工作。

2017年4月，路城故县遗址荣获“2016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2017年7月-11月，为配合京唐铁路和城际铁路建设，主持路县故城遗址外围考古发掘，发掘成果与路县故城遗址作为县级治所的时代相吻合，证明了该处遗址是路县故城外围的一处生活生产区。

2019年1月，荣获“2018北京榜样”提名奖。

参与撰写考古发掘报告《南水北调北京段考古报告》《鲁谷金代吕氏家族墓葬发掘报告》。所编写的《盛世调吉水 古都遗博珍：南水北调中期一线工程北京段出土文物》获北京市南水北调工程优秀成果二等奖，《北京考古史·元代卷》获北京市第十三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